■相信眼泪的城市——歌词之拾贰(这首是专门为你写的)

易甫 发表于 2010-01-21 21:34:57


词:易啸文
曲:《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苏联)
 
被雾霭锈蚀的白桦 摇撼成文明的乌鸦
扑腾腾落下 黢黑的古塔 丈量冬季情绪的海拔
地铁里偶尔的摩擦 磨钝了尖锐的枝桠
像支火柴潜出了匣 遇见温暖擦出火花
我说你啊 别去粉刷 墙壁刷完难成骏马
从这寒冬腾进炎夏 从朝阳腾进晚霞
我说你啊 别去筹划 胶卷用尽难留喧哗
把这问题唱出回答 哪座城市没眼泪呀
 
岁月在水面犁成画 稻秸传递地的嗟呀
无邪的耳朵 搜集着情话 听见和风弹奏着灰瓦
小镇上匆忙的步伐 把脚印镌刻成钩叉
像位老人握着毛笔 为这错字添好笔画
你说我啊 别去细察 年少轻狂总变成尴尬
拉下一道年龄门闸 此后感伤被风化
你说我啊 别去接洽 成长故事总难免狡猾
宁愿耸肩装作潇洒 哪座城市信眼泪呀
 
霓虹灯投机给光华 鸣笛声呼应着嘈杂
巡逻的警察 流浪的人家 熙攘中孤独被放大
大煞风景的小想法 演化成浪漫的闲暇
像擅长懒惰的青蛙 忽然跳跃颤动水花
我说你啊 别去牵挂 思念情绪总有片段穿插
长镜头里只剩眼眶 哪座城市没眼泪呀
你说我啊 别去敲打 记忆大门拦不住天涯
漫长路程浓为焦距 哪座城市信眼泪呀

2010年1月21日
关键词(Tag): 原创歌词 易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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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潭水即沧浪——写在《雅风》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

易甫 发表于 2009-12-06 04:18:13

好在那些不足齿数的快乐也一并露出点幸福的芽,从头脑的罅隙中开出一朵朵不知名的花——我记得有天上课的时候,大概是因为那黑板确乎很有些脏了,老师不由得责备起来,几句并不扰人的闲话。下课后我便见到那值日的小女生拎着湿漉漉的抹布走上讲台。她个头很矮,平日里我们从没忘记借以逗弄她。其时我坐在教室后排,看着她在高大的黑板面前一蹦一跃的模样,一念之举,头顶生出灿烂的圆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不甚彻底的倔强观念;我还记得有次放学的时候,满教室的人顷刻成了战争时代的移民,拽着书包闹哄哄往外涌。我隔着老远望见若琪转过身对我嚷着什么,喧哗的现场磨钝了人声的棱角,不住的手势让她活动得像个意大利人。虽然我始终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知道点头准没有错;当然还会验证钱钟书在《围城》里的句子:“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我分明记得,在那个燠热的高三的夏天,每逢我路过三楼的露天走廊看见固定的小两口站在固定的位置掂量着各自的浪漫的时候,偶尔随风落下的树叶为彼此的关系作了恰到好处的注脚。于是上课上到无聊的时候,去给他们递去低速趣味的纸条,说:“你们俩一下课就浴乎沂,什么时候风乎舞雩啊?”对方传回来说:“君问浴期未有期,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被这恶劣的问答逗弄得忍俊不禁,但随即被一阵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疑似失去了什么。“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已经往事如潮,四周成为喧嚣的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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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件与大道理——关于从文学的悖论中引出的若干问题

易甫 发表于 2009-11-15 18:49:03

梭罗(Henry D. Thoreau, 1817-1861)在那本极需人类无限宁静与淡泊来阅读的瓦尔登湖Walden里提过:“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中。”仿佛现在杂志封面风姿绰约的模特,需要炫鬻的是缤纷的衣料,而最要紧的却是塑造那从来不令自己满意的身材。我们在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又会牵扯到其他的概念。甚至于在用“概念”圈出我们所界定的对象时还下意识地使用虚线——因为文学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艺术们需要考虑到太多的例外,因此文学上的种种概念通常是具有弹性的。于是,我们在如梭罗那样果断地说出“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或者像柯南道尔笔下冲福尔摩斯挖苦的华生说:“我不认为一种新颖的例证就是一种解释”的时候,还得犹豫于张爱玲那句“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走!走到楼上去》)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文学中的悖论”,而悖论自然又关系到矛盾,同时矛盾的产生也经常源自抉择——孟子早提出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的价值判断,然而这份取舍并非能让读者窥见孟子做出选择的原因;虽用类比论证,但“舍鱼而取熊掌”却不能够与后文“舍生而取义”很好地对应。在我所读过的内容里,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的一段话似乎更能体现“选择的不定造成矛盾”这个话题。“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头马面,不能献身国家又献身给妻子。寥寥四句在不经意间竟反映出人类精神的大义凛然与卑微狭隘的对抗。又如钱钟书提到有些作者在谈论到常情不易接受的事情时向读者打招呼也为自己推卸责任时说“不能又做巫婆又做鬼,跟兔子逃跑而也和猎狗追赶”(《七缀集·〈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这倒可以算是个反面论证了。然而无论作者如何摆出对立的两方面,其用意还是很明显的,相形之下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似乎并不是难事,而曾经沧海的读者也未必需要太多的情绪起伏——谭嗣同的正义君子形象早被“寿星”和“隐士”衬得高大丰满。然而,倘若在文学中,局面变得更苛刻些,乃至违背读者的生活常理而使我们无法正确而及时地产生行为的时候,便涉及到我们现在要详细讨论的“文学性悖论”了。
 
例如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于1961年发表的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作者通过二十四个情节并不统一的章节,记叙了小说主人公尤索林出于求生本能,渴望完成飞行任务后回家,却一直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控制的事情,反讽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与荒诞。这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早已成为全美国的俗语,借以代指无法逃避的恶毒规则。在小说里,“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约束士兵的精神工具,其实质便是海勒精心设计的一则悖论: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本人提出申请;凡能意识到飞信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属于头脑清醒着,应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文学有时候比不得科学有作为,新的技巧发展得极其缓慢,许久许久,美国六十年代文学表现诙谐的手法一直为黑色幽默所垄断。但文学性悖论原本就可以带有黑色幽默的底子,两者相互帮衬,制造了令人尴尬的状况。
 
又比如另一篇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男主角想要女主角请他吃饭,但又不想直言,于是便让女主角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你能保证以后的问题只能用“是”和“不是”来表示吗?如果回答“是”,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打算明天请我吃饭”,那么你的回答是否和我的第三个问题一样呢?——在这样的三个问题的束缚下,无论女主角对问题二做出怎么样的回答,她都将对第三个问题给予“是”。事实上,狡猾的作者在想方设法为男主角骗取晚餐的时候根本没有明确指出第二个问题的具体内容,却无形中用悖论造成了喜剧效果。
 
热衷于时间旅行的读者也许听说过祖父悖论,“假设你回到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前把自己的祖父母杀死;因为你祖父母死了,就不会有你的父亲;没有了你的父亲,你就不会出生;你没出生,就没有人会把你祖父母杀死;若是没有人把你的祖父母杀死,你就会存在并回到过去且把你的祖父母杀死。”这则物理学方面的悖论最早确是由法国科幻小说家赫内·巴赫札维勒(René Barjavel)在他1943年的小说不小心的旅游者中提出。文学和科学在这里真挚地牵手,学术也便具有了艺术的优雅。
 
然而,综合以上三个举例,我们不难察觉各类作品都只是单纯地将悖论的内容镶嵌在其中,它固然为优秀文学作品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但终究不适合将功劳十足归功于本学本身——仿佛还得预先由某个数学家或者哲学家用缜密的逻辑思维提出悖论的具体内容,再由作者将以点皮肤移植到文章里。艺术学里有一条“形式即内容”的说法,但却难闻“内容即形式”的观点。可事实上,文学中的悖论远非单纯作为内容来表现,它同样可提炼出形式,我们不妨入乡随俗地称之为一种“写作手法。”相反,之于那些纯粹以逻辑学的悖论定义来试图否认文学性悖论的作用范围的观点,我们是大可抱以一个欧洲通用的表示强烈不屑的耸肩的。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Le Clezio在领奖的时候进行了一场内容极端丰富的获奖演说。从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谈到在达连森林图伊拉河岸碰到的那个不知名的小孩,字里行间充溢着一名作家对社会群体尤其是对孩童的关注,并针对我们还远未完成的根除饥荒与消灭文盲的两大任务展开通篇探讨。在这篇题为《在悖论的森林里》的讲话中,克莱齐奥引用了斯蒂格·达格曼在作家和意识中的一段话概括了要义:
 
一方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做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前究竟能够赚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够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
 
这里用“悖论的森林”比喻写作的处境,认为“文化和与饥饿做斗争是紧密相关的,是相互依赖。失去了前者,后者永远无法成功。”从而构成了“一个作家无法与那些肚子和头脑都饥饿的人交流”的根本悖论。但倘或我们以科学家的挑剔眼光审视斯蒂格的最后那句话,我们会发现它并不具备悖论的严格属性,无非是带有足以使听众或读者产生惊讶心情的转折性陈述,这陈述又恰恰是允许存在的事实。可另一方面,作者分明摒弃了传统的矛盾修辞,保留了严格悖论的情感效果,即哪怕我们最终得以做出选择,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无法获得双赢。于是,这里所说的“文学性悖论”成为了一种能调动读者情绪并具备矛盾和转折性的写作手法。用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克莱齐奥在演说中进一步提出的“最大的悖论”——“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在森林里,在文学思维可以触到的最遥远的角落,却是艺术能够找到它最强烈、最真实表达方式的地方。”
 
英国科学家兼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2008以其第一手太空科学资料写出的脍炙人口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从史前时代地球人类文明直跃到三百万年后的太空奥德赛,创造了充满哲学思辨的科幻小说。在《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一书里,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文学性悖论的踪影:
 
就这样,望月者和同伴嚼着各种糖果、水果和树叶,顶过饥饿的痛苦——就在他们周遭,和他们争夺相同草料的,就是他们想都没想到的潜在的食物来源。然而,千千万万吨多肉多汁、徜徉在疏林草原和灌木林里的动物,不只非他们能力所及,也非他们想象所及。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2001:太空漫游》第一章)
 
其用悖论所论证的道理,就好像钱钟书所讥讽的“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写在人生边上·释文盲》)这最后一句话作为足够引人警醒的概述,以一个巨大的转折打破了我们的惯性思维。
 
又如作者评论说:“过去有很多人主张,先进的文明一定是仁厚的……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也不只一次地说明,原始种族碰上开发程度比较高的文明时,经常无法幸存。”在此,克拉克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方法来批判高等文明所具备的低劣。而在记叙飞船上那台名为哈尔的高智能计算机发疯,害死三名冬眠宇航员,并让一名宇航员成为太空漂浮物而终于之后戴维·鲍曼逃过一劫的时候,作者如此精辟地描述它与哈尔独处一室并试图强行关闭哈尔以自保的场景——“然而,千真万确的是,他也不是孑然孤独的.他要真正安全,还得使自己更孤独才行。”悖论作为一种高度逻辑化的理论,当它被作为一种形式引进到文学里时,所保留的似乎是它的精神实质:悖论的无法解决在这里使读者委曲求全地接受了一个并不满意的结果,而又无法为追求更优的策略做其他的尝试。
 
唐代诗人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有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固执地以为焚书足以消灭儒生对政权的干扰,却忽略了那些不读书的“草根英雄”,仿佛单知道此路不通,却不知彼路有人可通,引发后世连连嗟叹。然而在古代诗词歌赋中,这样的大转折是不常见的,大概字数的限定很大程度上也增加了作者阐述的困难。而鲁迅所言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由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文》)则同样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颇狡猾地先只告诉读者此路不通,却不肯透露彼路亦不通。林语堂也曾用此法:“最先进的思想只有站在最高层的先进的少数人才能够了解,等到这种思想透到群众里去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先进的思想了。” (《苏东坡传》)短短一句话足够以学术界层出不穷的新成果粉碎如今传播先进思想的号召。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可窥见文学性悖论的影子——
 
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的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感叹:“好朋友,世上的事情很少能要么干脆这样,要么干脆那样。人的感情和行为千差万别,正如在鹰钩鼻子和塌鼻子之间,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鼻子。”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文学所具有的弹性,人们在处理事情或者评价观点的时候,很少能真正明确自己的立场,而悖论则紧紧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在文学性的悖论里,读者的思想情感被一次次冲击,而这冲击的背后又是随之而来的新的思索。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兼具逻辑与情感的高级手法并不常见,能觉察到它的存在的读者也并不多,仿佛不断升值的钱币所能兑换的外币总该少些,但好在这并非一种曲高和寡的苦闷。
 
我们今天对此加以模糊的分析,既然缺乏严谨的概念,更多的也只是并不严密的论述。虽然枯燥,但至少在今后的阅读中会留意到它,在“委曲求全”的时候获得发现的快乐。仿佛马克·吐温说:“一个人这样睡着就会做梦,这样的梦也许兼寓教训,但他们是不会富有诗意的。”(《怪梦》)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距离这逻辑学的文学应用如此之近,与文学本身而言,虽有管中窥豹之嫌,毕竟还能稍稍体味到文学艺术的乐趣。例证虽少,也有“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狂夫》)的效果。这也便验证了杰克·凯鲁亚克在孤独旅者中说的“暗自耸立在山麓小丘背后的山脉已经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你反而看不见他们,但开始越来越能感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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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西部走出的英雄——制造《黄金三镖客》(影评)

易甫 发表于 2009-07-09 12:04:21

Ⅰ“找寻内容的形式”
    “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倘或我们将钱钟书先生的这句评论套用在电影发展史上,便会发现这一公式同样具有适应性——一定时期可以调查得到的观众兴趣与相对稳定发展的电影工业使得类型片成为好莱坞大制片厂商业化生产机制下最富创造力产物,西部片作为其中风格显著的一支也开始获得观众的青睐。然而,正如“传统”本身的瑕瑜互见,西部片的发展同样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不肯轻易改变,于是它把风格约束得明显,以其独有的元素与其他类型片保持距离。事实上,1903年爱德温·鲍特导演的《火车大劫案》就早已为日后的西部片选定了形式:奔马、火车、手枪、长途的竞逐以及影片高潮正义的英雄在激烈的决斗中战胜邪恶。从此,西部片得以凭借其显著的速度感和苍莽中的雄性力量定格自己的传统风貌。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变,观众不断变化的赏片趋向甚至于时代背景的日益复杂都在驱使着西部片开始革新。这样的妥协之下它尝试着吸收更多的元素,从而达到改头换面的效果。六十年代意大利兴起的新西部片事实上便已经处于改良阶段。以至后来仿讽时期出现的反西部片,更是对传统西部片的套路大加讽刺,甚至于从影片价值观上重新为观众灌输新的道德判断。类型片发展出反类型片从而进一步推动其自我扬弃,一如时代孕育出变革时代的改革家,而专就西部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看,西部片的观众——如同改革时代里的平民——无疑成为了最大的收益者。

 

巴赞认为西部片是“一种找寻内容的形式”,与其说这是对西部片乃至整个类型片模式的概括,倒不如算是对其委婉的批评。由于西部片过分鲜明的素材,如何自出机杼地对这些内容加以组织成为了西部片的突破口,而导演的自身素质很大程度上也便决定着影片的走向。意大利导演莱昂内的父亲也是意大利知名导演,父亲的影响使莱昂内成为了当地最年轻的助理导演,在与威廉·惠勒和奥逊·威尔斯等大导的合作中,他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好莱坞史诗片中找准了自己风格的平衡,加之其对约翰·福特作品的桥段和对白的倒背如流以及作为家庭独生子所产生的对男性情谊的关注,他的“镖客三部曲”成为西部片的经典代表,而于1966年拍摄的最后这部《黄金三镖客》更是被打上了明显的莱昂内个人印记。

 
Ⅱ“当传奇与现实相遇,留下传奇”

尽管西部片作为形式主义电影的一种,大多数的西部片并不注重叙事学上的创新。《黄金三镖客》仍然采取源自剧场的古典模式并遵循西部片的一般样范,由铺垫、冲突和解决冲突三个部分构成完整剧情。莱昂内甚至放弃了后来在《西部往事》中的倒叙,完全依照线性时序发展。但就局部而言,编剧却利用“向心模式”构成了一系列戏剧冲突。

 

莱昂内不吝用半小时片长分别介绍代表好人、坏人和丑人的三位主角的出场,但无论从情节详略还是从角色组合上看,三段出场方式均不相同——“丑人”的出场仅用了一个场景:一群赏金猎人潜入被通缉的丑人所在的木屋,几阵枪声后丑人破窗而逃。这段内容里,主角的镜头仅仅在跳窗的瞬间闪过;“坏人”的出场则更多依靠其他演员的配合:受雇佣的坏人杀手在完成任务前意外地从对象口中得知关于比尔·卡森和巨额财宝的事,然后坏人按雇主要求杀死了消息透露者,却又按死者生前的要求杀害了雇主于是获得了双份酬劳。这段用了两个场景烘托坏人的狡诈与凶险,时间也要充实很多;最后“好人”的出场显得更详细,并安排了好人与丑人伴随登场的方式:好人救下被围剿的丑人却亲自把他押解到警长处以换取赏金,但他又在坏人即将被处死时射断绳索带丑人逃走,在三番五次这样的“游戏”中,悬赏金额不断增加,两人收益随之上涨,直至有天好人认为丑人这样做没有出路而将其抛弃在荒漠。与前两段不同的是,好人的出场在场景变化、人物数量及时间长度上均达到最高,甚至还穿插了坏人在寻找比尔途中识破两人的把戏的情节。导演用这样的开场让剧情缓慢延伸,却不乏滑稽与机警。

 

在影片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发展阶段,编剧巧妙设计三位主角的相遇。坏人为获财宝始终独自搜寻比尔·卡森所在的南方军;丑人为报复终于逮到了好人并押着他穿越沙漠,试图致对方于死地,丑人的得意洋洋与好人的备受折磨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编剧为观众创造出全片最精彩的巧合——两人在沙漠邂逅了因军队溃败而奄奄一息的比尔,丑人得知了财宝所埋藏的墓地,可就在他不得不去取水来救比尔以便获得确切的墓碑姓名时,同样气息奄奄的好人在比尔断气前获悉了答案,于是方才还在折磨好人的丑人只得救他,其后两人戏剧性地卷入北方队,而坏人恰好也追踪到此。于是,三个原本不相干的人分别掌握着一部分宝藏的信息,这便注定了他们被迫合作却又相互猜忌,直到影片高潮的枪战中坏人被枪杀,好人与丑人分得财产后告别。影片后半段集中了西部片各种吸引观众的元素:悉心设计的枪战、河谷里逃亡与追逐的比拼以及最后正义与邪恶的决斗统统为先前铺垫的情节带来强烈的运动形式和节奏效果。刻意雕琢的形式和细腻的风格找到了完美的切合面,因而整部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了新的意味和表现空间,从而制造了一出结局能被预见而过程精彩纷呈的西部传奇。

 

除了剧情安排的别出心裁,剧本在对白上也为角色的塑造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所谓“好的对白总是带来好的听觉”,丑人的对白夹杂了大量的幽默,例如在其与好人的对话中,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吊的,一种是切断吊索的”,后面的剧情里这句话被不断仿造出如“世界上有两种马刺”和“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云云,显得重复却不罗嗦。此外,大量粗鄙的脏话和咒骂更是将丑人的无赖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对比,好人的台词极少且极短,又带有强烈情感变化;坏人的言语有明显的威胁性,即使在他假装绅士与礼貌时观众也能分辨其掩盖的危险。

 

熟悉西部片的观众往往能发觉编剧为造成剧情的跌宕而制造出的可影射影片主题的转折,例如在《正午》里原本意气风发且满身正气的警长凯恩,在屡次寻求居民帮助以便击退即将到来的匪帮却不断遭受冷漠的回避后,他终于变得孤独和失望;在《搜索者》中,一心为寻找被印第安人掳走的侄女而展开多年搜寻的埃森竟发现对方已与印第安人融合时,先前的关切与焦急顷刻转为愤懑与仇恨。在莱昂内的《黄金三镖客》中,这样的矛盾则被暗暗贯穿于三位主角地位的变换中——好人出场时,他始终是故事的领导。与其说他手里的枪能否射断吊着丑人的绳索决定了丑人性命的得失,不如说他引导着整个剧情的发展;而在丑人与好人穿越荒漠一段,马背上的丑人明显左右着过度饥渴、面容溃烂的好人。导演在只有两人的场景中捕捉了成片的自然景观,以漫无涯际的荒漠为背景衬托出角色的受压迫;待三人军营会面后,坏人开始占上风,他凭借自身地位对丑人施行拷打并逼问其财宝的下落,又以威胁的态度与好人同寻宝藏;影片后段,丑人与好人走向联合,实力也不断增强,最终才以坏人的死亡结束了一切矛盾。总而言之,前一场景处优势地位的角色很有可能在下个镜头处于劣势,这样不确定的关系为影片埋下临时的悬念,使得观众的心情随之起伏;它并不偏袒任何一个角色的处境,也就增加了这段西部传奇在现实中的真实性。

 

Ⅲ“我就是喜欢蒙太奇

一个导演的风格往往也为他的影片划分出显著的界线,莱昂内的电影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西部片里。《黄金三镖客》却又不同于其他两部镖客电影,情节的缓慢而不拖沓创造出三小时的详尽内容。为了体现他对时间的偏爱,导演不惜用16秒拍摄一只狗横穿镜头。光是开场十几分钟的沉没便能够看出日后《西部往事》的影子,而角色的沉默寡言所营造的寂静无形中也增加了观众心理上的良性疲劳。与此相反,廊昂内又从另一个极端利用快平移镜头进行场面调度,充分体现了扣人心弦的剧情张力。例如当坏人抵达墓地奔跑着寻找墓碑时,一组长焦拍摄的快平移镜头将角色的背景调得模糊,匆匆闪过的一丛丛战士的坟墓再次影射出对战争的讽喻,并由精彩的配乐让影片开始进入高潮。

 

作为最重视剪辑语言的革新家之一,莱昂内喜用形似剪辑。例如当丑人在旅馆把枪口瞄准好人踩着的椅子时,下一个镜头被切到正在发射的大炮的炮口,从而制造了一出关键时候旅馆被炸的喜剧。不少的西部片都惯用最激烈的枪战来结尾——《正午》里凯恩在妻子的帮助下终于击毙了匪帮,《日落黄沙》结尾军营中轰轰烈烈的枪林弹雨制造了无数尸体。这些情节集中了大帮人马以达到气势顶峰。《黄金三镖客》的结尾对决仅仅由三个人完成,但这一秒钟的情节硬是被导演剪辑出74个镜头:先是给出一个古斗兽场般的远景镜头,对阵者用32秒分散开来,然后镜头分别从三人背后定格好对手的位置。其后一连串中速的中景、近景和特写的切换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手枪和眼睛上。随着配乐节奏的越发激昂,剪辑更加短促,直到坏人应声倒伏,音乐戛然而止。这一成为美国电影学院讲评的著名段落营造出强烈的紧张氛围,更是宽荧幕构图表现力的体现。

 

撇开拍摄技巧的华丽,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尼的精彩配乐更为影片渲染出不少亮点。片头出现的主题音乐不时贯穿在各个片段,简单的两段旋律却被小号、口哨乃至人声制造出不同声效。口哨音乐一直是美式西部电影音乐常见的民谣表现型态,带着西部浓郁的空旷与辽阔的感觉,一波高过一波的声势显得喧哗而不纷乱。而在讲述战争的场景里,低沉的木管与柔和的钢琴彼此缀合,配乐的沉郁舒缓俨然成了轻声的哀叹,牵引着镜头缓缓地推向士兵倒伏的远方。影象与音乐的帮衬为《黄金三镖客》带来了鲜明特征。

 

Ⅳ“我从没看过这么多人无意义地死去”

西部片的深层象征在于对美国西部开拓史的神化,以此反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倾向,它描绘的是一个没有法律只有枪炮、没有秩序只有强权的西部社会。事实上,西部片主题的正式确立已经到了1939年约翰·福特的《关山飞渡》。这时的西部片将“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社会传奇、传统场面调度与人物心理真实糅合”,表现出极端压力下人类性格中最脆弱卑劣的一面与高尚而有价值的一面的冲突。因此,西部片大多采取暗示,由创作者将正义公平忠诚和怯懦狡诈凶狠等性格赋予对立的角色来达到劝导和娱乐的双重目的。《黄金三镖客》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代表着这一左翼意识形态特征。

 

如果说昆汀在《低俗小说》里用他的回环结构表现出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下身份的变化,那么莱昂内则用《黄金三镖客》表现出人类性格的复杂。影片的直译片名《善恶丑》不过是从大体上对三镖客的性格作出划分。其实,观众直到好人出场完毕也没有真正发现他的“好”。相反,我们在后面甚至看到了当丑人按照彼此约定告诉好人埋有财宝的坟墓地址时,他竟出于对丑人的不信任而透露了错误信息;即使两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他也想趁最后机会用大炮炸死对方。这样的情节设计使得好人所代表的个性有了瑕疵。同样地,丑人的滑稽里不失可爱,并透露着生活的无奈;坏人的心狠手辣也被其智慧弄得模糊——三个迥异的角色都被灌输了比名字更复杂的性格特征。事实上,好人之所以为善,是因为他不会为达到目睹而不择手段,不会为消灭敌人而滥杀无辜;坏人之所以为恶,是因为他为得利益而变得不为他人的感受作考虑;丑人深谙两面之道,因此忠厚老实里也有着叛逆狡黠。例如影片中有这样的镜头:好人为临死的士兵递上雪茄,脱下自己的外套掩住对方冰冷的身体,直到士兵在微笑中亡去。这段没有台词只有动作的场景分明让我们体会到好人真实的关怀之心。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作为当时小有名气的性格演员更是带足了英雄色彩,凭借其木然而波澜不惊的声音和沉稳的动作成功地演绎了好人牛仔的形象。

 

除开用角色暗示主题,导演也借用丑人的话明示整个西部社会的极端压力。丑人与多年不见的传教士兄长重逢时,哥哥谴责他背井离乡、毫无对亲人的眷顾,直到父母双亡也不曾归来,但丑人在心痛之余也尖锐地指出“在我们生长的那个鬼地方,如果不想饿死,除了当神父就是当土匪。你选择你的路,我也选择了我的,我选择的要比你艰难得多。”这一插曲绝非多余,它以点带面地展现了偌大西部隐藏着的流浪者的悲哀,以中立的观点尊重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生活逼迫下做出的不同的选择,既有悖心志又无可奈何。

 

全片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莱昂内自己也表示过对暴力革命的肯定。而在影片筹备阶段,奥逊·威尔斯曾极力劝阻这一主张,认为这是“被诅咒的题材“。其实,如若我们将这些情节淡化,它同样是一部不失趣味的标准西部片,但正是由于内战背景的存在,整个作品由单纯的诙谐变得严肃,主题上也将几个牛仔的故事升华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民的怜悯。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背景,影片从坏人开始追踪比尔·卡森起就作了铺垫,一路上不时出现的疲劳的军队连同他们停留的破败环境,都在描述战争的艰难。最值得一提的是,导演通过后方和正面两处战争景象反映了对人和生命的重视——在战俘营里,一名残疾的上尉责怪虐待战俘的坏人,要求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禁止这类事情的产生。同样是在这里,坏人对丑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屋外的战俘被命令着伴奏音乐来掩盖屋内的惨叫。莱昂内满是同情的镜头里,俘虏的眼中淌下泪水。此时的影片并不注重对战争双方的谴责或赞赏,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参与过战争的士兵身上。另外,长达三十分钟的对一场夺桥爆破战的讽刺则带给观众更多的深思——醉醺醺的上尉明知此举毫无意义,但他更懂得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结束战争,挽留住部下的性命。镜头扫过的地方,尸体像死亡的种子一样密布。此时的战争是无意义的,不管是黑色还是蓝色,也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对政客来说,它不过多了一片尸体;而对士兵来说,它却代表了自己的全部。

 

Ⅴ“明天还是会有报纸的”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年轻时相当自负,当他1947年拍摄完《开往印度的船》后,认为这是一部杰作,甚至在未剪辑的情况下直接放映,结果遭遇惨败。备受打击的伯格曼为报纸上的批评弄得不省人事,但朋友却安慰他说:“明天还是会有报纸的。”这句富于这里而又不失委婉的安慰其实可以作为整个西部片曲折发展史的旁白。尽管风靡一时的西部片为观众带来了众多潇洒雄伟的镜头也塑造了无量数西部走出的英雄,但这些由对峙和传奇组成的影片并非能那么顺利地获得专业评估——即使是常常以“我拍西部片为自我介绍的约翰·福特,在令他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作品中也难寻西部片踪影。对于拍出”镖客三部曲“的莱昂内,《荒野大镖客》首先在意大利遭遇如潮恶评,其后的《黄昏双镖客》和《黄金三镖客》更接连被法国《正片》杂志抨击为“空泛的矫揉造作”。直到1982秒年 意大利才发表了对于导演的正面评论,但此时离莱昂内病逝只有七年。

 

为什么常常感到改变西部片模式的需要呢?因为导演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以不同的手法处理相同的题材既然力不从心,只能以同样的手法去适用于不同题材。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西部片本身的元素往往也限定了它的内容。作为标准化生产的类型,它的题材向来比较简单。黄金时代的西部片由于成本低廉导致制作的粗糙也影响了影象效果,最终促使其陷入讲话的泥沼。观众并非都是专家,人们出于娱乐的目的关注故事与情节,却不可避免地留下“好人战胜坏人”的套路化印象,结果,艰难发展的西部片使得“每天决斗观众也累了英雄也累了。”

 

如今又是一个西部片式微的年代,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也大多是翻拍,个中优秀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繁芜丛杂的电影世界里,我们并非简单地呼唤它的回归,但至少还会希望曾经的经典能被妥善保留并仍不失价值。毕竟,倘若历史不曾保留在观众心中,那便是真真正正地失去了。于是,我们期待着新的观众将西部片解救,一如曾经那些西部走出的英雄。

 

20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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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你生日之前的话(2009年5月8日)

易甫 发表于 2009-05-20 23:16:55

也不能算是临时马虎地找来一张纸,毕竟当初拿到它的时候便想将它派上用场,哪怕背后还有一长串的比赛日程呢。看上去挺“收获”的颜色,仿佛是一份秘密的预言;也不能算是写在别人十八岁门槛上的祝福,毕竟方才落笔的时候便已经重新为它设定好方向了。

“太多太多的幸福拥挤着,酿成浓烈的幸福”,依稀记得是有这么一句,但或许是记忆的偏差,或许是打字的粗心,连用“两个幸福”实在是表述的缺憾,于是并非那么留意它。何况说不准这话的来头,只怕也是在记叙时感到枚举的吃力,想一笔带过,而这话无非充当了一串省略号的作用而已。只是套用在这里,又能够再次“不胜其懒”地概括彼此无量数的经历。其实我也曾回忆过一遍,你也回复过一遍——观众不喜欢看重复的连续剧,这是稍有些电视经验的人即可总结的新经验。

想要说几句话,而一时又搜索枯肠,似乎旁征博引是最惠而不费的方法:

“垮掉的一代”的生活在匆忙之后会“温暖”得可怕,《在路上》的最后一句话朴素到透彻。“……除了衰老以外,谁都不知道谁的遭遇,这时我想到了迪安·莫里亚蒂,我甚至想到了我们永远没有找到的老迪安·莫里亚蒂,我真想迪安·莫里亚蒂。”把迪安的名字换成你的,那大概便是除去“衰老”以外我所能预料到的好的“遭遇”。还有你在《孤独旅者》中划线的那句“喔,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在重复。”记得福尔摩斯有过类似的一句:“旧时代的车论在逆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过去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仿佛可以狭隘地理解成“将来还是会碰见亲切的人的。”这真是一句极好的安慰,免去了多少“少年维特而不奇特的烦恼。”

一直记得刘若英唱过“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凯鲁亚特有更形象的一句,大概他的飞速写作法让他完全忽略了这一理解。“暗自耸立的山麓小丘背后的山脉已经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你反而看不见它们。”这像个反面论证,表达出近距离的无用,这又成了对别离的好的借口了。只是凯先生有一句——“但是开始越来越能感受它们。”所以,这份视觉与心理的常识,非得加上刘的那句作为声援或者辩驳才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读唐诗也成了幸福,在鉴赏词典中浏览过的诗句里,最青睐岑参的那句“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挫折,又怎么还会为将来抱以担忧呢?满是积极气概的句子恰似我此刻心情的注脚。

十八岁,呵,还会期待你有无尽的单纯美好的情节填补在《诗经》那样“思无邪”的篇幅里;期待你还会有更多成年年人的缜密思维置入《2001:太空漫游》的浩瀚宇宙里;也期待你有更多朋友和你一同在本该成熟的年龄里继续狂放不羁地走《在路上》……

也不能算是悉心修改过的几点“祝福”,能说的词汇与内容有限,造句直拙,但又恰恰因此令它成为不加润色的最生硬的现实;也不能算是太过勤快,于是,翻了几回抽屉却找不出个信封,索性偷来一张——还是何吉光上回递给我的呢。

※今天欧文那长手表广告确实很绅士,广告语原来是“More Than A Watch”,不知道是否可以当作一句双关语呢?像从前的镜头,总不只单单望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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